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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日本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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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38年中国大溃败之前,重庆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它是四川的一个商业口岸,省内的丰富物产都由这里运出。它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把中原大地与高耸的喜玛拉雅山连接在一起,1938年,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了重庆,使其人口由20万猛增到100万。

  在这些新来的人中,有二、三十万是穷人,他们全挤在旧城的城墙内。而那些富人、不那么穷的人或更有办法的人,则在城周围的山坡上建起了豪华程度不同的住宅或别墅。其中最气派的一幢位于长江边的黄山;是委员长和蒋夫人的寓所。

  1938年12月28日,美国的陆军武官瑟夫·w·史迪威到蒋家的市内住所拜访了他们。这是一次很简短的会谈,只进行了十五分钟,态度十分诚挚,与后来他们之间的激烈争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早在汉口的最后那几天里,史迪威就见过蒋夫人,他们俩很投缘,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次在重庆,史迪威却是头一次见委员长。

  一月份,委员长派王鲁樵到河内跟踪汪精卫,此人二十五岁,毕业于蒋介石的家乡浙江省的警官学校。他的任务是刺杀汪精卫。他找到了目标,但没有打中,却击倒了汪精卫的一位朋友。后来,他又从河内一直跟踪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劳苦换来的是被法国入关了六年的监牢。

  起先在汉口,后来在重庆,都有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的长驻代表团。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主任是张治中将军,副主任是周恩来,因而政治部雇用了许多左翼党派的知识分子。郭沫若(后来担任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对戏剧电影的创作、上演和制作实行全面的控制。北京大学的一位姓张的教授,是个同情马克思主义者的留德哲学家,担任政治部机关刊物《战时文化月刊》的主编。埃里克·周从1938年12月起曾在张的手下当过七个月的副主编。据他讲,张与周恩来交往密切,而且只雇人士(当时也包括埃里克·周)

  当时一些地下人成功地打入了的许多重要机构。例如:冀朝鼎在中央银行担任管理工作,并深得孔祥熙的信任。到1949年,他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还有王炳南,他在CC团的据点社会福利部负责组织工作。后来,在国共和谈时,他却成了周恩来的主要发言人,后来又出任北京驻华沙的大使,在50年代后期,就台湾的地位以及其它有争议的问题,与美国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他的德国夫人安娜是孙中山夫人的秘书,常常和外国记者和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们提供新闻或政治传闻。

  对这段蜜月的一个奖励就是,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委员长的姿态。他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他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一群来自各国的左翼作家出现在重庆,为建立这种新的形象出力。

  在汉口,曾出现过磨擦。1938年秋,当周恩来重新提出以往允许双重党员身份的做法时,蒋介石原有的对意图的怀疑进一步加重了。他立即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没有力量解散红军,并使红军战士以个人身份合并到国军中去。

  根据对这场爱国战争的官方历史记载,八路军由1937年的45000人增加到1940年的400000人,而新四军则在同期由15000人增加到100000人。这里,1937年的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对于1940年大大增加后的数字,却没有理由怀疑。

  空袭一直延续了整整一个夏天,到1940年春天又开始了规馍更大的轰炸。这时,人们才终于建好了足够的防空洞和掩蔽处。轰炸得最厉害的是1941年,最长的空袭间隔是五个小时.最短的只有一个半小时,就象在德国狂轰滥炸下的伦敦一样,重庆遭了殃。

  现在,日本不仅知道苏联人如果受到进攻就会反击,而且也知道他们不能指望德国人,协调一致的战略是不会有的,尽管还有一个反第三国际的协定。使日本人尤为伤心的是,当时他们正在和德国人商讨建立一个对付苏联的联盟。结果这个会谈很快就中断了。

  他猜测,美国人迟早会被拉进这场战争,到那时,他将是牵制了一百多万日军的有功之臣。也许连苏联人也会卷进这次战争。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已经帮了斯大林的大忙,他们转移了威胁苏联的日军大部队。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何要在军事上竭尽全力,把他将来用于对付的力量一点一点地消耗掉呢?

  但是每次报复之后,越变得更强大了,人们对他们所抱的期望也越来越大。而蒋介石在重庆或坐等观望或不安地来回踱步,总是固执己见,他没有看到,他这种按兵不动的做法正在为他开辟一条通向垮台的道路。

  军事历史学家陈晓伟将军1957年在香港曾和埃里克·周谈起过这一点。他说,蒋介石把整个战场划分成若干个独立的战区,其目的在于建立独立的作战单位,让每个单位自己去抵挡进攻中的日本人。这样,日本人向内地推进得越深,他们在所经过的战区就会遇到越多的抵抗。

  这个计划的弱点在于,各战区的指挥官没有按照所期望的样子去做。各省的部队在保卫家乡的战斗中打得不错,但他们没有准备到远离本省的地方去抗击日寇。光这一点就足以使国军无法转入进攻,即使蒋介石愿意把他直接控制的装备和训练较好的中央军用于进攻而不是防御。

  冯玉祥来到这个地区,看到5000名年轻精壮的村民正在省长的手下接受游击战的训练。然而,他们的热情弥补不了训练上的不足。训练时间太短,实战训练不够。因此,冯将军预言,这些游击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雄心更大的游击计划是在河北省。在冯玉祥的推荐下,委员长任命鹿钟鳞担任河北省省长兼河北和察哈尔的总司令。当时,河北省政府已撤退到洛阳。鹿钟鳞从洛阳出发,过黄河,向北进发,到达河北时,他召集了300000到400000自带长枪的民兵。带领他们骚扰日本人,并重创敌军。

  到1940年1月底,日本首相米内光大将又提出了一项“和平”建议。他间接地提到由汪精卫来组织新政府,在这个政府里,“甚至连蒋介石将军”和重庆的其他官员也都可以接受。一个月之后,有报道说,汪精卫“政府”已与日本签定了“八条协议”。

  所有这些行动的高潮是在1940年3月30日,这一天,汪精卫的“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整个过程像一出奇特的闹剧。汪精卫不仅把自己的党称作“”,并全部照搬的口号,而且还使用孙中山设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这样一来,重庆和南京两个首府上空飘的是相同的旗子。

  汪精卫的“政府”甚至还征集了一支军队,他们给被抓来的“士兵”两个选择:要么参加这个军队,要么枪毙。毫不奇怪,这支军队有许多人开小差。1941年9月,在河南北部,30000名汪精卫的士兵杀死了他们的日本军官,转到了蒋介石这边。

  但是,所有这些情况实际上要比战时人们所看到的复杂得多。汪精卫曾是孙中山最亲近的一个学生。在权力斗争中,他败在了蒋介石手下,受到了排挤。但是,他与蒋介石的个人恩怨并不能作为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做所为的唯一解释。

  据陈公博讲,他是在1932年就对抗日产生了疑虑。在此之前,他是支持抵抗的,但是长城古北口之战使他十分失望。从幸存的中国将领那里,他得知士兵们根本无法抵挡日本人,因为他们的武器与敌人的相比大落后了。这件事使汪精卫认为,讲和比抵抗强。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今后将拒绝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对于汪精卫及想法和他一致的人来说,这个声明使和谈的可能性完全破灭了”。如果日本人推翻不了蒋介石,又不与他打交道,那么前景将是无止境的战争。

  西欧的战争灾难给中国带来了不利的后果。利用法国的沦陷,日本向法国发出了最后通碟,要求它关闭由河内到中国的铁路。英国人退出敦刻尔克之后也是元气大伤,并陷入了孤立,利用英国的困境,日本要求英国立即关闭香港边境和缅甸公路.否则将以战争相威胁。温斯顿·丘吉尔在绝望中求助于罗斯福总统:如果战争到来,美国会帮助英国对付日本吗?然而,当时美国自己也很虚弱。而且,在罗斯福看来,让他的国家为挽救大英帝国的家当而卷入一场战争,在政治上是无法考虑的,7月12日,英国入关闭了缅甸公路。让他们的良心得到一点儿安慰的是他们加上了一个附带条件,即只关闭三个月,再给中日一次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

  然而,中国对此无法再做什么,因为他们和英国的处境相同,都是面对凶恶的敌人孤军奋战,没有盟友。在日本,米内光内阁在这个月垮台,近卫重新担任首相。为了守信用,他遵守对英国的许诺,的确又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这一次,日本建议给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和山东这五个北方省份以特殊的地位,并承认汪精卫政权,对“满洲国”将来的地位问题延期作决定。和往常一样,蒋介石对此未予理睬。

  因此,他宣布,中国完全与英国和美国站在一起,共同对抗轴心国的侵略。这样一来,即使日本提出很体面的条件,国民政府也会拒绝商谈。这些决定是1940年11月宣布的,在蒋介石的所有将领和顾问中没有一点异议。

  在上个月,中国人对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结束访德后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一直十分关注。但是,这位大使说,苏联政府给予松冈洋右的只不过是一般的外交礼遇。在苏日新签的条约中,日本承认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共和国,而苏联则承认“满洲国”。

  斯大林与日本签定的“中立”条约无论从政治上看还是从战略上看,都是对苏联有利的:它对纳粹德国与苏联的协定是一个补充。苏德协定起初给两个伙伴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现在的苏日协定则进一步使苏联受到威胁的边境得到了某种不受侵犯的保证。

  当希特勒的军队向莫斯科开进时,斯大林呼吁中国打击中国北部的新增日军。按照他的考虑,这种牵制能使他得以把东部边境上的苏军撤到其欧洲地区,以用于防御。但是不愿意让他的八路军冒灭亡的危险,因而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

  但是,是哪个中国呢?1941年2月,罗斯福总统让他的行政助手劳克林·柯里给蒋介石带去了一个令他不安的口信。柯里与委员长的会谈不下十次。第一次会谈时,柯里就转达了罗斯福的口信,大意是:在他眼里中国的看上去更象社会主义者,这样,目标当然就应该是国共合作。

  柯里希望与周恩来见面,委员长对此没有反对,但是,当谈到中国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与第三国际的关系时,蒋介石严厉地指责了这位总统特使。在蒋介石看来。有关中国的错误情报传到罗斯福总统那里已有多时了。

  随着1941年一天一天地过去,罗斯福总统与日本人的对抗越来越强。7月份,他冻结了在美国的日本资产。8月,他警告日本,如果他们进一步采取对亚洲实行军事占领的政策,将会迫使美国“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保护美国的权利和利益。

  12月7日,日本人在未作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轰炸了夏威夷的美国舰队以及香港与马来亚的英国军队。这一天,美国在珍珠港损失了5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77架飞机。有2343人死亡,876人失踪,1272人受伤。